四六章 老蝉嘶作车轮声（一） (第2/2页)
　　
　　朱慈烺将接见项煜视作自己的休息时间，一转头就继续扑在书案上，开始撰写军医院和医学院的建设指导守则。喻昌是伤寒论的宗师级人物，在中医这个门户之见不浅的领域，朱慈烺并不指望喻昌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路接受外科手术这一治病手段。
　　
　　从技术条件来说，如今的方药医学显然远昌明于外科手术，即便是《外科正宗》也是强调手术与药剂平衡。然而从军医角度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
　　
　　同样是腿部感染，如果让喻昌这样的大国医来治疗，或许真能将人治好，但消耗的成本却极高昂，不可能每个士兵都得到这样的待遇。
　　
　　反之，若是有足够的人手熟悉截肢手术，虽然会让这个士兵失去肢体，但保住性命的概率大大增加。在朱慈烺眼中，残疾军人也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但尸体的作用就有限得很了。
　　
　　在医学领域，明朝仍旧是领先世界的。
　　
　　当前西方医学主流是三个学派，一是将人的身体视作机器，幻想着哪个零件有问题就更换哪里。他们被称作机械物理派医学，在这个时代无疑只是一群癔症病人。
　　
　　二是受化学学科形成影响而产生的化学派医学。譬如海尔蒙特就认为生命活动完全是发酵的作用；威廉斯则说生命活动的根源是一种“灵气”，“灵气”是一种经过蒸馏作用而生成的体液。就连化学都仍旧是炼金术笼罩下的影子，这些基于化学的医学，无疑更像炼金术。
　　
　　第三类则是超自然的活力论。他们将人体的生理活动归结于超自然力量，比如天主上帝。这种思想无疑是中世纪的残余，即便是普通的大明百姓都未必会相信。
　　
　　前两类医学流派成为了后世西方医学的先驱。事实上西方基本可以说没有医学，他们有的只是物理和化学。一切医学的进步，本质上只是物理、化学工具的进步。
　　
　　在没有近乎科幻的技术工具辅助下，西方医生只会放血和****，真正能治病的还是凯尔特、吉普赛、阿拉伯人留给他们的草药，完全没有可借鉴的地方。
　　
　　朱慈烺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很难理解“宁要某家的草，不要谁家的苗”诸如此类思维方式。他也不是一个学者，没有空暇和闲情去验证中医是否科学。既然吃了上千年的验方、成药、急救手段仍起作用，那就让他继续起作用去。
　　
　　而且中医发展至今，专著可谓汗牛充栋。明朝的医生在前辈的基础上，斧正改良颇多，并非一味因循。从喻昌开始，医学教育和治疗体系进一步严谨、规范、制度。有深厚的根系，又有健康的苗芽，谁能说未来的中医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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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刘若愚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口通报道。
　　
　　“说。”朱慈烺抬起头，放下笔，活动了一下手腕。
　　
　　“今日出警的侍卫，杀了通政司的一个知事。”
　　
　　朱慈烺轻轻撇了撇嘴，问道：“知事？这点小事也要跟我说么？我早就下过令旨，有不从号令者格杀勿论。一个七品小官敢跟我叫板，不死还等什么？”
　　
　　“殿下，”刘若愚道，“此贼要私逃外出，死不足惜，不过到底是朝廷命官，无罪而斩，恐怕不好向皇爷交代。”
　　
　　“呵呵呵，”朱慈烺忍不住笑道，“你忘了袁崇焕的事？”
　　
　　崇祯皇帝被史书画成了一个怯懦、多疑、刻薄、让手下背黑锅的人物。去年陈新甲的被杀就是铁证。然而没有一个文臣史官愿意全面地看一眼崇祯皇帝的心路历程。这个胸怀小清新的文艺青年，最初是很敢于任事，承担责任，用人不疑的。
　　
　　甚至到了打落牙齿往肚里吞的地步。
　　
　　比如袁崇焕杀毛文龙。
　　
　　后世常有人为毛都督叫屈，责怪袁崇焕自坏国家干城。
　　
　　事实上，崇祯皇帝在拿到了袁崇焕的请罪奏疏时，气愤得将御案上的笔墨纸砚一把捋落地上，破口大骂。结果呢，因为信任袁崇焕，为了不让辽东产生大的动荡，崇祯只能捏着鼻子认了，顺便还把这个黑锅自己背了。
　　
　　毛文龙是谁？那是崇祯视作干城能将的正一品大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宝剑的平辽总兵官。
　　
　　一个七品的知事，与一镇强藩，孰轻孰重？
　　
　　一个擅杀的外臣，与东宫太子，孰轻孰重？